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律师协会会长尚伦生。受访者供图

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律师协会会长尚伦生表示，家长也要“持证上岗”。孩子在不同的阶段，家长要进行不同的教育。“家长也要在不同阶段不断的学习，这个证也要升级。”

最高检第九厅厅长史卫忠。受访者供图

访谈

最高检第九厅厅长史卫忠：

解决低龄犯罪需综合施策

对于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最高检第九厅厅长史卫忠坦言，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不容忽视，特别是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实施严重暴力犯罪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解决低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的关键在于，要针对未成年人的罪错程度设置阶梯式的多种实体处遇措施，实现矫治的个别化和有效性。

未成年人聚众斗殴等犯罪人数上升

新京报：未成年人犯罪有什么特点？

史卫忠：近年来，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深入推进，社会治理水平进一步提升，未成年人犯罪形势总体趋稳向好，未成年人涉嫌严重暴力犯罪和毒品犯罪、校园欺凌和暴力犯罪、14至16周岁未成年人犯罪数量逐年减少，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整体平稳。2019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14至16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5445人，较2014年减少5890人，降幅达51.96%。同时，14至16周岁未成年人占受理审查起诉全部未成年人的比例也呈同样趋势，2019年较2014年下降5.76个百分点。

但是，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不容忽视，如未成年人犯罪数量有所回升，流动未成年人犯罪有所反弹，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强奸犯罪人数上升，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新京报：对于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不少声音提出应降低刑责年龄，刑责年龄是否会降低？

史卫忠：《刑法》虽然对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不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规定了责令严加管教、政府收容教养等措施，却因为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难以发挥作用，导致司法机关在“一判了之”和“一放了之”两个极端之间左右为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随着每一个个案的频繁曝光，是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成为热议话题。

前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相关负责人对此回应称：单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能否从根本上有效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论证。下一步，将结合有关法律修改完善工作，进一步研究在制度层面建立和完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分级干预处置机制和有效教育矫治措施。检察机关将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应按罪错程度设置阶梯式分级处遇措施

新京报：如何对待严重暴力犯罪的14岁以下未成年人？

史卫忠：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往往既是社会的危害者，也是不良环境的受害者。刑罚只是犯罪治理的一种手段，难以包治百病，社会问题还需综合施策。

从国内外理论研究和实践证明看，解决低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的关键在于，要针对未成年人的罪错程度设置阶梯式的多种实体处遇措施，供司法机关根据涉案未成年人的具体情况加以适用，以实现矫治的个别化和有效性。

近年来，为有效解决训诫、责令严加管教、政府收容教养等措施操作性不强、适用率不高等问题，四川、上海、江苏、河南、北京等一些地方检察机关探索开展了临界预防、分级处遇等工作机制，取得较好效果。

所谓临界预防，一般是指对于“高危未成年人”，包括有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有行政违法行为的未成年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及早干预，依法进行社会化帮教和必要的强制性矫治，预防犯罪或者再犯。分级处遇，一般是指针对涉案罪错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涉案轻重程度、性质、情节等，采取不同的预防、帮教、监管措施。

比如，自2016年开始，四川资阳检察机关联合公安机关建立信息共享数据库，根据高危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情况和个性特征，分为黄色、橙色和红色三个预警等级(“三色预警”)，开展差异性帮教。截至2019年底，共将390余名未成年人纳入数据库管理并进行三色预警，其中已对59名高危未成年人开展帮教，帮助16名辍学少年重返校园，帮助25名未成年人就业。在以往探索的基础上，2019年11月，北京市检察院与海淀寄读学校建立了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教育矫治工作机制的合作框架协议，三级检察院共同组建专门学校工作团队，将为开展临界预防、分级干预及建立科学的罪错未成年人矫治体系等工作探索有效路径。

最高检在2019年初下发的《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以及近日下发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意见》中均明确提出，要探索建立临界预防、家庭教育、保护处分等分级干预制度。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加强对各地检察机关探索经验的指导总结，将成熟的经验在全国推广。当务之急的是，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切实推动发挥专门教育、收容教养等制度的作用，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不能再“一放了之”，促进“保护、教育、管束”有机统一，同时，积极推动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