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权力无法和平交接，在美国历史上早就发生过。1860年林肯当选总统，南部各州迅速宣布独立，紧接着爆发了美国历史上最为血腥的内战，大约六十万人死亡，远超美国在一战和二战期间的死亡人数。

民主和选举不但未能化解南北冲突，反而成了南北冲突的催化剂，根本原因是，1860年代的美国，实行工业化的北方和实行黑奴制的南方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无法化解的程度，社会核心阶层完全没有共识。在这时候，民主反而成了斗争手段，败选一方自然不会接受结果，你死我活的相互屠杀是最自然的选择。当然，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这场因缺乏共识而导致的惨剧被包装成解放黑奴、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讲中提出的“民治、民有、民享”也成了西方制度新的光环。

但是，根据美国宪法，南方各州是有权力退出联邦的。更虚伪的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殖民者英国高举解放黑奴的大旗，而以乔治·华盛顿为首的国父们则维护黑奴制，但西方书写的历史不但回避了这一重要史实，反而把国父们塑造为正义一方。英国战败后，兑现承诺，把追随自由、站在自己一边的黑人带回英国，摆脱了黑奴制的奴役。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别看西方嘴上怎么说，骨子里仍然是主权高于人权。

今天的美国日益类似1860年代。以特朗普为代表的传统白人群体和以多元文化为代表的民主党，双方在价值观、国家认同上南辕北辙，无法调和。2020年大选结束后，62%的共和党人表示不接受拜登当选，从1月6日确认情况来看，竟有超过一半的共和党众议员投票质疑选举结果。再看看反特朗普的《纽约时报》，使用“走狗”“跪舔”这类字眼来形容支持特朗普的几位议员，用“邪教”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共和党，对特朗普本人更是用“黑手党”来称呼之。国会占领事件发生后，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将此与珍珠港事件并列，上纲上线至此，可见美国内部的对立程度有多深，怎么可能不发生如今这一幕呢？

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很快就会爆发内战。美国独立建国时期围绕黑奴制的分歧与对立就已经存在，但一直到建国近百年后，双方才彻底摊牌。今天，美国由于种族结构变化、中产阶级萎缩，致使双方的矛盾对立日益走向激化。但什么时候以第二次内战的方式作为解决手段，还要由历史来验证。但这个历史趋势难以改变。

可能这次美国还算幸运，毕竟两位总统竞选人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民主党取得国会参众两院多数。试想，假如像2000年那样的选举结果，究竟如何，还真的不好说。

类似这样的悲剧能在美国发生，自然有可能在任何西方国家发生。事实上，2020年德国就发生过极右民众试图冲进国会大厦的事件，只不过因为警察的努力才没有成功。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国会被占领，整个西方社会极为紧张、各领导人纷纷出来表态的原因。法国总统马克龙甚至用英语说：“今天发生在华盛顿的一切，绝不是美国。”这是典型的掩耳盗铃：特朗普和国会哪个不是美国的代表？美国的问题在西方各个国家都多多少少存在。2021年德国大选，2022年法国大选，他们当然担心美国的示范在欧洲重演。

其实不论什么制度、什么国家，权力是否能够和平交接的根本取决于精英阶层的共识。中国古代历史上就曾出现皇帝无子嗣现象，但只要精英阶层有共识，权力和平交接根本没有问题，比如明朝就曾多次出现类似现象，权力交接依旧有序，但明初精英阶层分裂，结果就出现靖难之役，皇权易手。

尽管形式因素对于权力交接也很重要，但不是本质问题。西方把民主选举这一形式因素当做根本因素，并向全球推广，最终酿成无数悲剧，现在连自己也深受其害。川粉占领国会事件正是戳破了西方民主权力和平交接的断言，更深层的是打破了西方及西方民主信奉者所鼓吹的——民主有效解决了现代国家的合法性问题，以及他们认为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民主选举为其提供了最稳定的合法性基础。

美国的情况我就不再重复了，我们看看实行民主九十多年的泰国，民主选举的合法性何在？社会的稳定性何在？九十多年来，无数民选政府被军事政变、民变所推翻。前总理英拉仅仅上任两年就遭反对派发起大规模抗议运动而被迫下台，当英拉解散议会、宣布提前选举时，反对派并不接受、抵制选举——号称民主党却反对民主选举，真是民主奇葩——执意让她辞去看守总理，甚至要求她离开泰国。

再将视线转向南亚，孟加拉第十届国会选举也在暴力对抗和抵制中举行。投票当天，上百个投票站遭到纵火或暴力袭击，遍及全国、持续数月的冲突已经造成五百多人死亡。民主选举不但没有提供有效稳定的合法性，反而成为国家动荡的主要因素。

再看欧洲的土耳其，做为最成功的伊斯兰民主国家，又曾发生了多少次推翻民选政府的军事政变呢？最为荒唐的是，发生军事政变的理由竟然是为了捍卫民主。还有非洲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在史上第一次公开、公正、公平的全民普选中获胜，按西方理论，它具有最稳定的合法性，至少比穆巴拉克要稳定吧。结果，仅仅一年，就在广场民众的压力下，被军事政变推翻。随后引发上千人死亡的悲剧，全国顿时处于动荡之中，后来通过建立传统的军政府才回归稳定和秩序。显然，西方这种民主选举方式提供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在埃及这片土壤中，似乎还不及此前的政治模式。

拉美是从西方殖民地演变成现代民族国家的，与西方可谓同文同宗。但两百多年来，拉丁美洲一直在强人独裁、低效民主和军事政变之间反复拉锯，民主的稳定合法性又何在？事实上，所谓西方选举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没有在大多数非西方国家获得检验。即便西方本土，二战后建立起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不也是在内外交困之下发生军事政变而走进历史的吗？何来选举民主的合法性、稳定性？1860年和今天的美国不过是又一个例子而已。

特朗普公开向支持者喊话，质疑大选结果，煽动支持者“夺回国家”。视频截图

人类历史上权力的合法性无非有这四种：生出来的（血缘）、打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选出来的（西方民主）以及干出来的（绩效）。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合法性。但一种合法性能否发挥作用，完全要看这个国家是否认同。上述国家的惨痛经验教训证明一个外来强加的合法性，必定失败。合法性是有文化和传统差异的。

而且，任何合法性都是建立在相应的条件支持之下的，最根本的一点还是政绩的合法性。假如穆巴拉克能使埃及避免经济危机的影响，或者穆兄会上台之后，经济迅速发展，民生得到改善，埃及还会发生这样的动荡和悲剧吗？我们不妨再假设，今天的西方处于埃及的经济状态，是否还会有合法性？

根据哈佛大学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2020年公布的持续长达13年的研究成果，中国政府得到了90%以上的民众支持度。这一结果还没有把中国政府应对疫情的表现包括在内。中国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秘密，就在于绩效合法性得到了整个社会的认同。

当然，作为政治学研究者，我并不否认形式在合法性上的重要性，也认为将程序合法性与绩效合法性有机融合是最理想的状态。

西方的制度设计先天性的决定了这种状态毫无必要或绝无可能。比如总统制，有任期保障，政党做的再差，也几乎不会提前更替。更况且，任期满了之后，会在合法性丝毫不受影响的前提下下台做出交待。议会制虽然任期不固定，但通过选举这种形式转移矛盾却是一脉相承。

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危机，1929年经济危机，总统胡佛的应对完全是灾难性的。当时纽约流行一首儿歌：“梅隆（当时的财政部长）拉汽笛，胡佛敲车钟。华尔街发信号，美国往地狱冲！”，民众对胡佛总统恨之入骨，称之为“饥饿总统”。城市中的无家可归者用木板、旧铁皮、油布甚至牛皮纸搭起了简陋的栖身之所，这些小屋聚集的村落被称为“胡佛村”，流浪汉的要饭袋被叫做“胡佛袋”，因无力购买燃油而改由畜力拉动的汽车叫做“胡佛车”，甚至露宿街头长椅上的流浪汉身上盖着的报纸也被叫做“胡佛毯”。

尽管如此，美国人民也要等到1932年大选时才能换上新的领导人。但是当时选举中，大多数媒体仍然站在胡佛一边，因为报社的老板和他是同党，由此也可见西方新闻自由和新闻中立的真相。当然，现实实践中、特别是非西方国家，也有民众因不满施政而将任期未满的领导人赶下台，如前文提到的埃及、泰国。但后果却是消灭了民主体制。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西方的民主制度都无法融合两种合法性。

倒是以绩效为合法性来源的中国，未来有望兼容并包、去伪存真，将各种有效方式融入自身体制。待到这时，就是中国开创人类崭新的政治文明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