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50年，中国将有35%的人口超过60岁，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徐立凡，著名资深评论员，前华夏时报总编助理，专注国际问题与宏观经济。

中国人社部部长尹蔚民日前在世界社会保障峰会上透露，将适时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据此前透露的信息，目前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已经拟定，正在按程序上报有关部门批准，预计今年内得以审批。人社部的政策解释是，正式实施延退后，每年将推迟几个月的退休时间，经过长时间后，达到法定退休的目标年龄。

延迟退休方案虽为社会高度关注，但具体方案始终犹抱琵琶半遮面。总体来看，作为一项高度敏感的公共政策，延退方案从一开始就没有经过充分的社会讨论。这固然是因为，延迟退休涉及代际公平、不同岗位养老公平、社会抚养比、政府财力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站在不同角度会有不同立场，因而全世界的养老政策改革都不可能取得完全共识。而更主要的原因，是延迟退休作为已经拟定的施政纲领之一，早在中共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就已确定。对于延迟退休的方向早已不容置喙。任何关于延迟退休是否影响社会公平的讨论，都只能从属于大方向之下。这也是中国社会治理的长期特征。

从中国适龄劳动力和养老金支出所面临的压力的角度看，在社会讨论不充分的情况下即坚决推行延退路线图，或许并非全无道理。事实上，相关情况已比较严峻。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4年中国13.67亿人口中，60岁及以上的老人2.12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5.5%；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为1.37亿人，占比10.1%。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而据世卫组织预测，到2050年，中国将有35%的人口超过60岁，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中国老龄化的出现和发展趋势，与其他国家迥然不同。发达国家中，法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用时115年，美国是60年，德国是40年，日本是24年，而中国仅用了18年时间。这意味着，中国的适龄劳动力正以全球史上最快的速度衰减，社会抚养比将以全球史上最快的速度持续上升，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将无从发挥。

养老金缺口也在不断扩大。（图片来自网络）

此外，养老金潜在缺口也在不断扩大。根据权威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披露，2014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扣除财政补贴后，已有22个省份当期收不抵支。媒体调查也发现，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动用失业保险金、工伤保险基金等有结余的基金发放养老金已是公开的秘密。22个省份养老金吃紧，与全国养老金收支账目形成了鲜明对比。财政部《关于2014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决算的说明》显示，2014年全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3273亿元，支出19797亿元，全年收支结余3476亿元，加上往年滚存，养老金结余高达30376亿元。全国账面有结余，地方账面已有缺口，这表明全国养老金没有得到统筹使用，资金效率偏低。如果养老金实现全国统筹，就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改变收益率偏低的状况，“以有余而补不足”，通过合理调剂缓解养老金局部紧张的问题。但是，实现养老金全国统筹并非易事。一方面，尽管养老支出在不少欠发达地区已然成了包袱，但作为平衡财政、周转资金的重要来源，地方不愿放手管理权。过去曾经推动将养老金统筹到省级，但效果不彰就是证明。另一方面，养老金本质上属于个人财产。“以有余而补不足”，意味着让养老金富裕地区的个人和企业填补缺口。而从保护个人财产权的角度出发，显然不能套用“全国一盘棋”式的思路。

这种困局，让延迟退休成为决策层选定的突破口。但由此而来的问题是，渐进式延迟退休，虽然有助于缓解劳动力匮乏的局面，但也可能造成挤占新生代就业机会的问题；此外，延迟退休后多缴纳的养老保险金，到底能补充多大的缺口，也没有精确说法。至于享受延退前待遇职工和实施延退政策后的职工之间、企业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之间的养老公平问题，也很难通过延迟退休加以解决。一个简单的例子是，通常而言，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大多愿意延退，而企业职工则相反。这当然是因为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作和养老预期均比企业职工稳定得多造成的。

利益绳结难解，决定了中国延迟退休的进程推动得再积极稳健，也难消社会疑虑。或许有人会说，不能只算个人小账，还要算国家大账。但即使是算国家大账，只推行延迟退休这种单兵作战式的改革，也注定效果不会完满。

因为，只强调延迟退休而不设法解决城镇居民、企业职工、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多轨并行的机制问题，注定就解决不了养老公平的问题，老有所养就会异化成按社会阶层有条件的老有所养；只强调延迟退休而不设法让养老金交由市场配置，养老金中大量的沉睡资金就不能被唤醒，就会继续贬值缩水；只强调延迟退休而不设法让实体经济繁荣起来，经济组织特别是中小企业就无法吸纳就业，延退人员和新生代就业者的岗位之争的矛盾就势必会凸现出来。

如果说推进延迟退休的果决的急迫说明决策层对经济和社会问题有清醒考量的话，那么这种清醒认知不能只体现在延退这一个点上，更应该体现在养老制度的并轨、资本项目的有序开放、企业发展环境的改善上来。这些因素，才对养老支付压力和由此带来的经济挑战，起着真正的速效救心丸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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