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伙成员给任爱军写的效忠信。受访者供图

与监狱管理局里应外合，利用关押场所变化，规避减刑程序违法、作假被发现的“风险”。任爱军其他数次常规减刑和重大立功减刑，也都是利用这种手段。

按照程序，对于犯罪分子的减刑，执行机关首先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书；然后人民法院进行审理，对确有悔改或立功事实的，裁定予以减刑。在“圈子文化”“打招呼文化”的浸染下，本应起到审判监督作用的法院和检察院也层层放水，从院长、分管院长、法庭庭长到主审法官全部枉法裁定。

专案组工作人员表示，在任爱军等人钱色利诱和黑恶势力威胁下，监狱管理系统一些民警为了得到蝇头小利，主动为任爱军在监狱内开单间、设小灶，给其使用电脑和手机提供便利，并纵容其与外界联系减刑事宜。有的民警甚至以为任爱军减刑出力为荣，甘当“马前卒”，竞相主动为他办事。

避免扫黑在“最后一公里”放水

多年来，公安部门侦办、法院审判的案件中，除正常的监督机制外，还面临受害者、原被告和社会的监督。而执行的环节处在“高墙之内”，缺少社会和被害者的监督，一旦程序监督失灵，枉法现象将难以避免。

近期媒体曝光的内蒙古“巴图孟和案”“王韵虹案”等“纸面服刑”案件，也都是如此，他们同样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这些案件的共同特点，都是在社会视线难以关注到的“高墙内”，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对罪犯暂予监外执行，使罪犯在生效裁判作出后，未被依法送交监狱执行刑罚，或者在送交之后不久就被“保外”出狱，造成判处刑罚全部或绝大部分在“纸面”上完成。

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推进，大批黑恶势力人员将被判刑投监，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避免公平正义在“高墙内”退步，保障扫黑效果，必须加强监狱等执行环节的监督管理，让阳光照耀“高墙”，让犯罪分子得到应有惩罚。

一是进一步加大对黑恶势力背后“关系网”“保护伞”的查处力度，同时断绝其经济基础，避免黑恶势力“死灰复燃”“东山再起”。

专案组民警表示，一开始“小四毛”黑社会组织的“保护伞”未揪出，犯罪资金没有彻底摧毁，导致其出狱后很快死灰复燃。任爱军出狱后，先后以实际出资人身份参与多家公司生产经营，投资金额高达3000余万元。

太原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路效国表示，要进一步加大黑恶势力背后“关系网”“保护伞”查处力度，同时打财断血、摧毁其经济基础，谨防黑恶势力二次坐大成势。

二是避免“重打”“重判”“轻坐”，在“最后一公里”放水。

“小四毛”减刑释放后，引起极其强烈的社会反响，对政府和司法机关公信力产生极大损害。“任爱军二次出狱时，很多人开着豪车轰轰烈烈前去迎接，这里面有曾经跟随过他的人，也有想利用他恶名干事的人。这在当时产生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李国涛说。

“小四毛”专案组办案人员认为，扫黑除恶斗争中，必须坚持严打、严判，加大在执行环节的监督力度，避免“重打”“重判”“轻坐”，避免扫黑在“最后一公里”放水。

三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避免部分人员违纪违法，其他人员充当“稻草人”。

在任爱军减刑问题上，山西省监狱管理系统从省监狱管理局局长、分管副局长、重要处室部门负责人，到监狱长、监区长、监狱管教民警，大量人员违纪违法，形成系统性腐败。他们在金钱女色诱惑和黑恶势力威慑面前，丧失了政治信念和立场，曲解法律、徇私枉法，为任爱军减刑创造条件。

而监狱系统其他民警则睁只眼闭只眼，充当老好人、“稻草人”。一些民警由于常年工作在相对封闭的监狱环境，思想禁锢、不思进取，“熬日子”“混饭吃”思想严重。

受访者表示，滋生黑恶势力的地方，往往就是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的区域，必然存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等问题。只有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真正落实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才能筑起拒腐防变的坚固防线。

四是弥补制度漏洞，强化监督手段，避免制度“空转”。

受访者表示，从任爱军非法减刑案中可以看出，有的关键环节存在制度漏洞。2003年，山西省监狱管理局为了便于监狱管理和改造危顽罪犯，形成了一项对涉黑类罪犯集中轮换关押场所的不成文规定，这在实际执行中，却成为规避公示、违规减刑的手段。

办案人员表示，任爱军在每个监狱服刑期间，均存在严重违反监规行径，却频繁被监狱给予记功、表扬，并确定为监狱改造积极分子。为避免在本监狱提请减刑引起其他民警和服刑人员公愤，省监狱管理局遂按照这项不成文规定，将任爱军先后三次调换服刑关押监狱。

山西省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说，任爱军利用虚假记功、表扬、重大立功等实现七次减刑，集中暴露了执法司法工作中的漏洞，必须完善“不能腐”的执法司法制度体系，坚决杜绝减刑假释等环节出现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等问题，确保做到对所有犯罪分子不姑息、不放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