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供销社成立于1948年，是中国最早的省级供销合作社。摄影/本刊记者黄孝光

黑龙江人刘玄(化名)便是这个阶段内退的。年轻时在哈尔滨五常市供销社工作过的他提到，供销社在县城是长期被忽视的科级单位。“看一个单位的地位，一是考虑其工作是否涉及全局，二是掌握人财物的情况。县直各单位中，供销社给我的感觉一直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刘玄说，原以为供销社缺乏行政权力，已经无腐可反了。但今年黑龙江省社接连两名要员被查，令他大为惊讶。

黑龙江省纪委监委9月1日宣布，黑龙江省供销社原党组副书记、监事会主任王桂芝被“双开”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相关通报提道：“王桂芝身为党员领导干部，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为官不廉，甘于被‘围猎’，大搞权钱交易，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

仅仅10天之前，黑龙江省社已退休近3年的原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张文明落马。履历显示，张、王二人的仕途轨迹“前赴后继”：张文明曾任职绥化市委副书记，后于2008年至2013年担任黑龙江省社一把手；王桂芝则于2009年出任绥化市副市长一职，2016年走马上任黑龙江省社党组副书记，直至去年12月被免职。

曾与张文明共事多年的一名黑龙江省社退休厅级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他印象中，张文明为人朴实，决策相对民主，不过因为是地方官员出身，行政思维浓厚，“对供销社主打的经营业务不是那么掌握，容易出问题”。

作为农业大省，黑龙江省供销社的主营业务包括农资、日用消费品、农副产品、再生资源四大体系，尤其以传统的农资经营为主。公开信息显示，该社于2015年前后确定了以“互联网+供销社”为核心的千亿元发展战略，计划到2020年，全系统的销售收入超过1000亿元，重点是打造一个平台，建设12项专业服务体系，构建百城、千乡、万村、百万农户服务网络。

在此战略下，黑龙江省供销系统的发展势头迅猛。2014年全省供销系统销量总额为563亿元，此后保持每年10%左右的增速，于去年提前完成销售收入超1000亿元的目标。据官网介绍，黑龙江省供销打造出以倍丰农资集团、庆丰农资集团、昆丰农业发展集团、寒地黑土农业物产集团等为代表的社有骨干企业群。

据前述黑龙江省社退休官员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近年来庆丰、倍丰、昆丰等农资企业壮大的同时，“被清理出问题资金30多个亿”。一位接近黑龙江省社的人士则进一步提到，张文明与王桂芝被查，与该社社有资产流失有关。

黑龙江省社未回应《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要求，不过相关司法判决信息证实了社有资产流失的说法。裁判文书网信息显示，2015年黑龙江省社旗下企业松原市鑫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吕梦南两次挪用本单位资金，共计人民币1060822元。

黑龙江省社另一家企业——昆丰农业发展集团原法定代表人刘宏彦，则被指控在未按公司章程规定经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擅自决定为其实控的兴隆公司提供担保，导致公司承担了5000万元的连带担保责任。另一起判决则显示，2016年起刘宏彦利用关联关系和实际控制人身份，多次批准昆丰农业发展集团向自己实控的天诚公司及关联企业汇款、转款、转账，造成天诚公司欠昆丰农业发展集团往来款项近7亿元无法收回。

这些案情所涉事项，多与黑龙江省社农资经营这一主营业务有关。2016年黑龙江省委巡视组向省供销社党组反馈专项巡视情况时提到，该社存在“引进社会自然人利用职务便利牟取私利”“对社属企业监管不力，造成社有资产重大损失”等问题。

按照社章规定，黑龙江省社组织领导体制实行“两会制”，其中理事会是社员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的执行机构；监事会对社员代表大会负责，是联社的监督机构。前述受访官员认为，张文明、王桂芝作为“两会”主要负责人，对社属企业资产流失问题难辞其咎。

2017年3月，针对监管失职、社有资产经营管理失去控制的问题，黑龙江省供销社提出，要切实加强对企业管理权的控制和对企业重大投资的控制。当年11月，该社原监事会主任王桂芝公开表示，省社成立了社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构建了省社机关和社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为主导的双线运行机制，实现了社企分开、政企分开。然而前述接近黑龙江省供销社的人士认为，王桂芝等人的新近落马，表明“社企分开”“政企分开”仍止步于口号。

直到2019年，该社企业监管不力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今年5月，黑龙江省委第二巡视组向省供销社党组反馈巡视情况时，明确指出其“对债权问题处置不力”“对企业监管失责失察”等问题。

涉案多为一把手

与黑龙江省社情况类似，近年来多地供销系统频下腐败“双黄蛋”，包括四川省供销社前后两任一把手刘国成与青理东、内蒙古自治区供销社原党组成员唐利民和原党组书记刘金水、唐山市供销社主任蔡春奎和该市曹妃甸区供销社原党组成员张会生等。

当前供销系统腐败呈现出蔓延趋势，一把手涉案较多，窝案、串案频发。据《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统计，近五年来全国供销系统落马官员超40人，包括山东青岛、临沂、菏泽，浙江宁波，黑龙江哈尔滨，江苏扬州、南通，福建厦门，河北承德，湖北荆门，广西柳州等多地市社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北京、四川、安徽、内蒙古、黑龙江等多地省社的一把手。

2019年5月，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原党委书记兼理事长高守良案开庭，高守良被控受贿近1.8亿元人民币(其中1.1亿元未遂)，涉嫌贪污164余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2000余万元。“我们跟他谈话的过程中，他经常说，他就是这个单位的家长，每个决定都是正确的，要求下属们无条件地服从。”办案人员提道。

一把手“一言堂”现象以及供销系统腐败频发，除个人因素外，也与其内外部监管缺位相关。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曾撰文分析：“供销社资产系集体所有而非国有。在一些地方，当地国资委对其没有资金监管的法定职责，上级监督缺乏着力点；广大社员职工对供销社的了解、参与程度低，不能进行有效监督；一些供销社内部管理制度不规范，班子成员内部的监督制衡作用无法发挥，导致一把手‘一言堂’现象严重。”

多地不约而同地用“独立王国”来形容供销社监管缺位的处境。相关报道提到，宁夏回族自治区供销社原理事会主任秦亚兵从不主动让监事会、纪检组参加重要会议，使得内部监督形同虚设。在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高守良同样把单位变成自己的“独立王国”，人为架空监事会，导致社内监事体系难以发挥实际作用。2014年8月，在高守良力主下，市社通过了为某公司提供4亿元信用担保的决定，然而该社一名党委副书记事后却表示，自己作为班子成员，“连公司的名称都没听清楚”。

原黑龙江省供销系统工作人员刘玄认为，一把手问题突出，也与供销系统理事会和监事会换届频率低有关。落马的供销官员中，刘金水担任内蒙古自治区供销合作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一职长达13年，唐利民担任副主任长达19年；二人相互勾结，贪腐时间长达20余年未被发现。刘国成则在四川省供销社耕耘近40年之久，担任一把手长达8年。

安徽的情况同样如此。去年该省供销系统发生腐败窝案，包括省社原理事会主任钱斌、理事会副主任唐庆明和崔继华、省社下属的安徽财贸职业学院原党委书记耿金岭等多名厅官被查。“省供销合作社领导层长期各自为政，分管、分工领域固定，人身依附关系明显，在经济利益上相互牵扯。”安徽省纪委监委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