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好少年成了网瘾少年

5月13日，北京市教委发布通知，6月1日，高一、高二年级，初一、初二年级和小学六年级返校复课；6月8日，小学四、五年级返校复课，一至三年级做好返校准备。

就在陈静以为这个漫长的寒假终于熬到头时，6月11日，“西城大爷”确诊，北京连续56天无本地新增新冠肺炎病例的纪录被打破，随后，新发地疫情暴发。

6月17日，已返校的中小学生停止到校，而三年级学生浩浩，甚至还没来得及开学，就又“放假”了。

没迎来开学，陈静和丈夫张文松却迎来了状态日渐“不对”的儿子。

哒哒，哒哒，哒哒……坐在浩浩对面“监工”三四个月，陈静听到鼠标点击声的频率越来越高，甚至到了一刻都不停的程度。

可事实上，上网课极少需要学生使用鼠标，更多的是要拿起笔来练习。

留心观察后陈静发现，儿子成了个“鼠标手”。只要坐在电脑前，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他都会握住鼠标四处点击。哪怕陈静就坐在旁边，浩浩也忍不住在网页的各个角落东戳一下西戳一下，“根本停不下来，仿佛只有那种枯燥的声音能让他心安”。

有一天网课结束后，陈静调出了电脑里的浏览记录。一个半小时的课程里，浩浩竟然打开了40多个网页，网络小说，网页游戏，还有提供游戏直播的视频网站。总之，都与学习无关。

新冠肺炎疫情对青少年群体心理的影响远超一般人的预估。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面向全国10万青少年开展的抽样调查显示，近半数受访青少年认为自己受到“憋闷”“恐惧”“紧张”情绪困扰，约三成受访者表示“全天基本离不开手机”，还有一成青少年“一天中什么也干不下去，就是玩游戏”。

浩浩也开始沉迷网络游戏。“和平精英”“第五人格”……陈静在平板电脑上频频发现一些类似的游戏图标。虽然她和丈夫一再告诫浩浩不许玩网络游戏并删掉了相关App，但孩子还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重新下载安装。

6月初的一天早上，陈静起床走进浩浩房间，见他歪坐在床上睡着，手里握着手机。陈静拿过手机按亮屏幕，游戏页面赫然呈现在她眼前。翻看游戏里的时间记录，浩浩应该是半夜3点多开始“行动”的。

脑子里嗡地一声，陈静顺手操起一旁不知是什么的东西，对着浩浩一通乱抽。被打醒的孩子先是一脸惊恐，随后开始哇哇大哭。

陈静崩溃了。她想不明白，半年前那个爱好是踢足球、打羽毛球和下围棋的少年，如今竟然熬到半夜，只为等父母睡着后安心玩游戏。

几天后，陈静和丈夫张文松带着浩浩一起坐在了儿童心理咨询师杨建利的面前。

这是杨建利接手的又一个疫情期间儿童沉迷网络案例。“你知道浩浩玩的是什么游戏，他又最喜欢游戏里哪部分内容吗？”面对一直在“控诉”孩子的张文松，杨建利的第一个问题就让这位爸爸答不上来。

杨建利告诉张文松，疫情期间青少年长期脱离集体生活，缺乏规律的生活，也缺乏与家人之外的同学、伙伴甚至陌生人的沟通，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才转而用网络或游戏作为替代品。

这时，陈静想起，浩浩一位最好的朋友就住在同一小区，可两人在5月前都没有见过面。

第一次咨询结束回家后，按照杨建利的建议，张文松在平板电脑上安装了浩浩此前玩过的所有游戏，然后向他“请教”每款游戏的内容和特点。

“这个游戏讲的是三国英雄故事，赵云这个角色特别厉害。”听浩浩这么一说，张文松立即回应：“我觉得关羽更厉害，设计游戏的人大半是乱排英雄谱。”

为了验证爸爸的话，浩浩重读了《三国演义》原著的大部分章节。虽然得出的结论依然是赵云强过关羽，但也发现了游戏中诸多不符合原著的设定。

几天后，浩浩删掉了那款游戏。“他说再玩起来感觉很没劲。”张文松欣喜地向杨建利反馈说。

临时的玩伴，“临时”的童年

4月30日凌晨，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一级响应调整为二级。5月1日，在王晓鸥和家长们的组织下，浩浩和全班同学去户外玩了一天。

这是1月中旬后，这群孩子第一次再见面。因为一天的相聚，浩浩开心了近一个星期，精神状态也随之振作了不少。

生于2010年后的北京，除了同班同学，浩浩这一代孩子只有“补习班玩伴”。

一起上补习班，意味着学习内容和时间都一致。可以一起做作业，也可以一起在下课后去便利店买零食，放学后再一起去坐地铁。上学期，浩浩的补习班在周六，好朋友的补习班在周日，两人一商量，要求两个妈妈想办法把时间调在一起。“必须！”浩浩他们很坚决，因为如果不这样，就不能一起玩，几个月下来，他们可能就不是最好的朋友了。

一家三口每周一次的心理咨询还在继续。到了7月，关于电子游戏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各方都满意的解决。陈静和张文松不再把玩游戏看做十恶不赦的事，浩浩也不再偷偷玩游戏。按照和父母的约定，他每天有半小时时间，光明正大地玩游戏。

其余的学习外的时间，陈静鼓励浩浩到小区院子里玩耍。慢慢地，满头大汗回家后，浩浩会提起某个打水枪的玩伴，或者另一个捉迷藏的玩伴。

憋了一整个春天，孩子们很快玩到了一起。

进入8月下旬，陈静和张文松开始为新学期做准备。数学补习班、英语补习班依然要提前安排上，只是经历了与孩子一起在家上学的半年，陈静“鸡娃”的渴望变得没有那么强烈。她计划每周给浩浩留出一天的自由时间，由他自己决定要做什么；浩浩坚持要学的少儿编程也保留了下来，尽管按照大多数“鸡娃”父母的规划，进入四年级，所有的兴趣班都要让步于课外辅导，为即将到来的北京八中少儿班招生做准备。

“少上一节语文课程，让他保持自己的爱好，又怎样呢？”陈静看着眼前的新学期计划表，说服自己。

正是下午，窗外满是孩子们的呼喊声、打闹声。10岁上下的孩子，即使一起玩了好几次，也说不清每个人的名字。后来，他们干脆给每个人编号，“今天1号小朋友没来”“明天我要带变形金刚跟5号小朋友一起玩”。

陈静暗暗佩服孩子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是仔细想想，她又觉得这像是一个隐喻。是不是连孩子们自己都知道，一旦新学期开始，这样的“临时团伙”就会解散，院子里又会恢复到往日静悄悄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