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些医生颇有微词：你们专门成立了一个科室，怎么都追不回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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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家医院都有一套关于医疗欠费的管理制度。但陈满章说，条款只是对内，对患者，他们没办法进行任何约束。

13年间，他们到法院起诉过209位欠费者，涉及欠款2000万元左右，但仅仅收回了部分。因为流程较长，拿回欠款最长的花了2年多，最短也要半年。

一些人本就困难，连可供强制执行的财产也没有。陈满章不想再给患者增加律师费、诉讼费等负担，2019年至今，他没有起诉一位患者。

陈满章毕业于药学专业，没学过关于医疗欠费的处理技巧。医务人员所受的医学教育里没有应对欠费这一项。

这个看起来不像“催债的”的人只能自己琢磨沟通方法——进医院28年，他因为工作和人红过脸的次数不足3次，不少人形容他“文质彬彬”。有人得知他成了医疗费用管理科的科长还笑他：“就你这样能追回钱来吗？”

他拨出第一个追讨电话，就挨了劈头盖脸的一顿骂。

因为害怕对方听到“欠费”两个字挂断电话，陈满章总是核对几个数据，才试探地问上一句，“是有什么困难没来结账？”他不是强势的角色，没有什么“撒手锏”，也从未与处于灰色地带的讨债公司合作。

欠费者有时十分敏感，有人和他当面沟通时，握着的手机屏幕显示处于录音状态。

陈满章经常被人搪塞，“下个星期来”，之后是无限循环的“下个星期”。一位脾破裂患者比他高也比他壮，进了办公室直接把桌子撞出响儿，掀起衣服，露出一道从胸口到腹部的伤疤，说自己“浑身是伤，脾也摘了，饭没得吃”，指责他向自己追债，“良心何在？”

要解决问题，有时还涉及第三方。陈满章记得，有位40多岁的患者，发病时在车间晕倒。家属认为是工伤，可工厂由于种种原因未给患者交保险，直到患者住院后期才开始给其补交。围绕着工厂是承担前期医疗费还是全部费用的争议，直到法院调解结束都未达成一致。不幸的是，医保卡办下来之前，患者去世了。这笔欠费，至今还在陈满章的表格里。

实名就诊制施行之前，找到患者就是挑战。如果对方经常更换手机号，或是碰上一些外地的患者，他们常常束手无策。一位曾上门讨债的工作人员记得，他们在村里讨债时，曾被人放狗追着跑。

国家卫生健康部门曾表示，各地需设立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用于解决急重危伤病、需要急救但身份不明或无力支付相关费用患者的医疗救治问题。

近几年，中山市符合条件的困难患者，可以申请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疾病应急救助基金，中山市人民医院也设有慈爱基金。

问题是，疾病应急救助基金封顶2万元。在陈满章看来，此类救助是“杯水车薪”。

中山市已推行城乡一体的全民医保。苏建薇说，在心胸外科，主动脉夹层病人发病急、进展快、病死率高，治疗费用也高，她记得，2019年因该病欠费的6个病人里，4人都是自费的外地患者。

究其原因，有人属于一直打零工，没有医保；有人来自农村，保险转接不到位；有外地老人七八十岁，身体不好，无法回当地办理相关手续。

几乎每半个月，陈满章都会拨通那些熟悉的号码，询问还款进展。个别人能在电话里和他聊近一小时。

陈满章遇到过一个特殊的患者。一位女士来补交10年前的欠费，那时她19岁，刚工作就生了孩子，住院花掉4000多元，一直欠着。因为小孩入学必须补开出生证明，她才回到了医院。

陈满章记得，在收费处排队的其他人听到此事，犯起了嘀咕，“还可以欠医院钱呢？”他赶紧做了解释。

这也是他一直以来的顾虑。一方面，他希望公众注意到医疗欠费难题，另一方面，他也有点担心，“说多了会不会有更多人效仿，到最后欠费也多了。”

事实上，医疗欠费是国际性的难题。在美国，商业保险覆盖较为全面，逃费与个人信用挂钩。在国内，保险更偏重于意外事故和大病。陈满章认为，人们的保险意识不强，买得起保险的人相对经济基础较好。此外，国内的诚信体系也尚未建立起来。

“至少应该建立一个公开的信用体系，在医院间共享，提醒医生，也提醒患者自己。”他说。

他记得一位进行过血液透析的患者，需要定期复查，但已欠费。同事告诉他，这位患者换了一家医院治疗，在那里再造成欠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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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是，电话被人“拉黑”最多的这个科室，迄今收到过三面锦旗。

它们并不在办公室的显眼位置。一面被塞进材料柜，另两面被台历遮住了大半。

其中一面“扶危助困”锦旗后面，是一个不幸的家庭。男主人被三轮车撞了，送到医院已是植物人。妻子靠卖豆腐挣钱，还要养活两个孩子。病人前前后后住了一年院，花掉40多万元。肇事司机找不到了。

女主人对记者回忆，她用了好几年的时间，东拼西凑还上了欠款。医疗费用管理科帮她申请过5万多元补助。

对老老实实还钱的患者，陈满章怀着同情和敬意。有些时候，他在电话里还没提出关于钱的字眼儿，对方就忙不迭地讲起了筹钱进度。一位50多岁的母亲做了心脏手术，由于体质较差，出现了严重感染，最终离世。对20多万元欠费，她儿子承诺一定归还。两三年间，他一有积蓄就从广西跑到广东还钱。

陈满章眼睁睁看到他头发白了，也少了。他父亲得了肺癌，家里还有两个小孩等着吃饭，他一人打两份工。他找陈满章商量，“可能还要比较长的时间”。

一位动脉瘤患者1.8万元的费用只交了800元，他向陈满章保证，“到死也会还完”。他在外面打工，迄今还了三次钱：700元、800元、600元。

一个14岁男孩从高空坠落，最后死于医院，家里花了十几万元，仍欠3万多元。每次打电话给他父亲，陈满章要犹豫很久，“这等于是揭他的伤疤”。

这位父亲还有一个孩子需要养育，他的妻子患上精神疾病，母亲又得了癌症。几乎每次通话，他都会突然哽咽。“请宽限一点时间，现在确确实实犯难了。”

陈满章帮这个家庭申请到了一笔救助基金，那位父亲在电话里哭了起来，“都欠费了，你还这样帮我。”

陈满章很珍视这些。毕竟，不少欠费者以为政府的救助和医院的帮助都是理所当然的。为了帮忙申请救助，这些追债人要奔波在民政局、公安局、卫健局、人社局、交警支队等部门。

他记得第一个加了微信好友的患者，是位40多岁患上脑梗的病人，对方已失去劳动能力，欠了9000多元。

陈满章看到此人在微信朋友圈发布筹款链接，就顺手帮忙印证真实性并转发。那位患者后来向他道谢——因为他的转发，多了一连串来自中山市的捐款。这位患者知道，是这个向自己讨债的人起了作用。

陈年旧账还躺在电脑里，2020年，陈满章又建了一份新表格：2020年前5个月，出院未结账患者已有80人，欠费金额超过345万元。数字还在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