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受伤现在仍后怕但已经能正视它了

北青报：关于您受伤的事情，您现在是否能够平静的回忆这件事情？当时您正在做什么？

陶勇：很恐怖，现在想起来还是后怕，因为确实差一点点，我就命丧黄泉了。但是这么多天过去了，我已经能够正视这件事了。

当天是我出门诊，正在给病人看病。我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比较专心，因为来找我的都是那种病情比较复杂的疑难病人，所以每次我的注意力都会高度集中。

现在回想，我当时眼角的余光注意到有个人偷偷走到了我的身后，但我没想太多，也没在意，更不用说提高警惕性了。突然，我感觉我的头上被砸了一下，我下意识用左手去挡了一下，然后赶紧往楼下跑。之后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情况了。

北青报：当时是完全没有想到会是这种情况，对吗？

陶勇：对，其实有时候医院病人多的时候，就医秩序不是很好，所以有时候你很难注意到某一个人，也很难注意到某一个人想要干什么。

北青报：您是大概什么时候知道行凶这个人是他？内心中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公平？

陶勇：过了两天才知道，那会儿的情况很混乱，我只记得他一直在我背后。知道他是凶手后，我很惊讶。也不明白为什么，因为手术没做坏，眼睛也保住了，我感慨说世事无常，如果没有尽心尽力替他保住眼睛，保住视力，他不也就没视力来杀我了吗？就觉得有点滑稽，有点荒诞。

不公平倒没觉得，我一直认为这个世界上什么人都有。忘恩负义的人很多，只不过他比较极端。在这一点我真没什么想不开的。

北青报：作为病人，您印象当中的崔某是什么样的人？

陶勇：他比较内向，不怎么爱说话。就是你和他说手术成功了，他也很漠然，没有任何话，没有表情，也没有什么回应。

我记得，手术之后，第二天复查完，他问“能完全恢复正常吗？”我说情况这么严重，完全恢复正常是不可能的，但是能保住眼睛，也能保住一定的视力。当时他已经在我们科别的大夫那边，治疗了一年，做过两三次手术了。我们当时知道他是怀柔的农民，考虑到这个情况，别的大夫带他过来找我复查的时候，也没让他挂号，也没收费，然后打激光也没收钱。

即使如此，他见到我之后也还是没有一句话。你问我对他的印象，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没什么话的人。

北青报：您在给他做手术时，自己的身体好像也不是太好。当时是什么情况？

陶勇：三年前，我的腰受伤做过手术，当时打了钉子，后来钉子取出来了。我坐久了，其实很难受，但他眼睛的情况特别复杂，我觉得来找我的病人，大多还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的，所以我轻易不会放弃。他的手术做了两个多小时，最后成功了。

北青报：崔某和他的家人后来给您道过歉吗？

陶勇：没有，他没有，他的家人也没有。没有通过任何渠道来给我道歉。不知道他有没有家人，我听同事说，最初他看病的时候，还有人陪，后来也没人陪他了。其实，如果他通情达理，就会有愧疚的心，那他肯定干不出这事来。

北青报：如果再见到崔某，你会对他说什么？

陶勇：作为一名医生，如果真的有机会见到他，我会让他看一下我腰上的伤，然后告诉他，我们在救治他的过程中，付出了很多。包括我个人的努力，包括我们帮他减少费用等，至于能不能感动他，那是我无法把握的。

但我觉得我有义务让他知道，我们在给他治疗的整个过程中没有害他，希望他能良心发现，毕竟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我希望能传递更多的正能量。

但从法律层面来说，我要求严惩凶手。我不把自己埋仇恨之中，不代表我可以宽容他、可以谅解他。否则这也是对其他医务工作者的道德绑架。

关于心态家人的坚强和鼓励让我更加乐观包容

北青报：和您聊天时，感觉您的性格还是蛮豁达的，这和您经历的事情和成长环境有关系吗？

陶勇：我觉得这跟几点因素有关系。有一句古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个人比较喜欢看励志或者正能量的作品。例如北大学者季羡林教授，他就有本书叫《牛棚杂艺》，讲述了他自己的苦难史。我常常会想，如果我是季羡林教授，我能挺过那段日子吗？

我是从江西南城建昌镇出来的，我一直认为，如果接受信息少，很可能会变得狭隘和偏执。刚来北京的时候，我的宽容度和理解力没有现在好。但我在北京上学生活工作，又去过世界上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在我看来，行万里路，对提升一个人的包容度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世界是多样性的。

当然和原生家庭的环境也有关。这次受伤，我爸为了鼓励我，讲了一件他小时候的事情。有一次，他去砍柴，不小心伤到了小腿，当时骨头都露了出来。周围没有能帮助他的人和东西，于是他自己就简单包扎一下，忍着疼，一瘸一拐地走30里路回了家。

听完之后，我就觉得跟我爸小时候比，我是不是还好点？我在医院受了伤，马上有人抢救，不像我爸，是自己一个人走30里路回的家。所以说，家人的坚强和鼓励，也是让我更加乐观、更加包容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