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康复重回手术台并不乐观

北青报：您身体恢复的情况如何？大家都很期望您能重回手术台。

陶勇：现在我的手在被动状态的时候还算柔软，如果拿右手去掰左手，是可以掰开的，可以说关节的僵硬程度改变了不少，一开始左手就像“鸡爪子”一样，硬邦邦的。

但是目前来说，主动的运动状态下还是不太行，左手几乎没有任何知觉。

是否能重回手术台，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并不乐观。因为当时左手的神经两处被砍断，重新长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比较麻烦的是，我现在正常生活非常不方便，比如自己没办法穿衣服，没办法拧毛巾洗脸，因为这些事情靠一只手是没办法完成的。在医院的时候有护工来帮忙做这些事情，回家之后只能家人帮忙了。

北青报：您曾经说，这段时间，是您人生中最黑暗、最沮丧的时候。从医生变成了患者，您是如何适应这种变化的？

陶勇：我其实不是一个喜欢抱怨的人。本身我遇到事情的时候，就喜欢往好处想，不喜欢往坏处想。之前我出诊看病人的时候，也会尽量引导病人往好的方面去想。

当然每个人在面临疾病和打击的时候，表现是不尽相同的。比如得癌症这件事情，很多人会怨天尤人，总是在想，这么小概率的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又没做过坏事，为什么会是我呢，然后情绪上就是各种焦虑和担忧。

但也有人会乐观面对，觉得病了就病了。我曾经看到过一则新闻，两个人都得了癌症，第一个人心里没负担，觉得面对就好，情绪好，该吃吃、该喝喝，很长时间之后也没事；另一个人就不行，心情不好，整天埋怨来、埋怨去，天天吵闹，结果肿瘤没把他杀死，自己把自己吵死了。

所以说，心态很重要。我觉得在面对疾病和伤痛的时候，一定要有好心态。我当大夫这么多年，劝别人劝了无数次，轮到自己的时候，我就觉得，或许是劝人把自己的内心也劝强大了。

现在事情既然发生了，就乐观面对吧。反正手术成功了，神经肌肉血管都接上了，最终能长成什么样就什么样吧。今后做不了手术也没关系，伤的是左手，我的右手还可以，还能拿筷子吃饭，还能够做很多事情。

北青报：在这段时间里，您心情最灰暗的是什么时候？会有觉得无法忍受的时候吗？

陶勇：应该是事情发生后的第一个星期。因为那几天是最难受的，怎么呆着都不舒服，当时还有脑水肿、脑出血，头也特别疼，怎么都不舒服。加上要输很多液体，手上，胳膊上，来回扎针。

这一个星期是肉体上最痛苦的时候。痛苦到我都顾不上心里的想法。每天在病床上翻来覆去，难受，难受，就是难受，头也疼，身体也不舒服，手上还打着石膏，左手又没有知觉，哪里都难受。

无法忍受的时候倒没有，一般情况下还是忍一忍就能过去。忍不了如何，也不能咬舌自尽，人总是要能忍受得了倒霉的。不过这一个星期之后，就慢慢没那么难受了，脑水肿下去了，脑部出血也被吸收了。

关于工作每个人内心中都有自己牵挂的东西

北青报：在您清醒过来后，您曾经口述一首诗——《心中的梦》，说即使以后不能再重返手术台了，也想组织一群盲童进行巡演，让他们赚钱养家。这是否是您对于未来的规划？或者是您情绪的一种宣泄？

陶勇：在这段时间，我确实没有天天想着受伤这件事，也没有整天担心最终我能恢复成什么样，说实话，我想的更多的还是没受伤之前的事情。

原来我治好的那些失明儿童，在我受伤后，他们的家长都通过微信向我表达了关心。这些盲童，包括他们的家长，我们都交往了多年，有家长给我发微信说，要把他的手捐给我。还有一些给我转钱，但其实他们的家中条件特别差，1000块钱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没什么，但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很大的一笔钱。钱我肯定不要，但我真的很感动。

我花了这么多精力和时间，我的青春全都放在了眼科事业上，但他们的举动让我觉得值得。他们把我当成家人，所以我也想能帮助他们做些什么，对于这些视力不好的孩子来说，医疗技术可能已经帮不了他们什么了。我很担心孩子们，所以就写过这首《心中的梦》。

我想，如果自己的手今后不能做手术了，就做一些公益活动。比如组织这些孩子去巡演，讲一些奋发激励、与病魔勇敢做斗争的故事。用故事去卖钱，然后养活他们自己。我觉得人得病其实不可怕，怕的是失去社会属性，如果未来他们能像正常孩子一样，去工作，有生活来源，他们的父母就可以放心了。

就是说，每个人内心中都有自己牵挂的一些东西。

北青报：您刚才提到的这群儿童，有没有令您印象最深刻的孩子？

陶勇：有一个跟我接触时间最长的盲童，他的本名跟香港富商一样，叫李嘉诚，后来他改名叫李天赐。他的眼睛长了恶性肿瘤，就去了我原来的单位北大人民医院治疗。

那是2003年吧，当时他的一只眼睛就摘除了，那时候他才不到三岁。后来另一只眼睛也发现有恶性肿瘤，当时想尽量保住他的眼睛，制定了各种治疗方案。我们也一直在尽量给他家省钱，大家还自发给他压岁钱，给他买奶粉等。

现在过去十几年了，这名盲童的家长一直和我保持联系。他家很穷，但是知道我被砍伤的事情之后，从微信上给我转1000块钱。我知道这些钱对不少人来说，可能并不算什么。但对于这名盲童的家庭来说，可能就是两个月的生活费。

这1000块，我没有收。在我看来，很多真挚的感情，跟钱无关，它就是一种表达。我觉得在他们内心深处，可能已经把我当成他们生命中的一份子。现在这个孩子很阳光，因为当初医护人员没有因为他家贫穷而放弃治疗他，也没有歧视他，所以尽管穷，但孩子很开朗，也不自卑。

人的一生有时候会遇到打击、灾难和坎坷，但是也会有很多阳光、雨露和支持，所以我很感恩。

北青报：如果按照时间点来看的话，您那会应该刚成为一名医生，这件事情是否对您的从医之路有比较积极的影响？

陶勇：其实那个时候我还只是研究生，但也从事了部分临床工作，因为我们已经有医师证了。我经常说患者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因为从患者身上能学到很多人性的坚强，所以尽管这个疾病是慢性病且折磨人，但从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上，就会受到很大的鼓舞。

北青报：您曾经最高一天做86台手术，能和大家说一下那是怎样一个工作节奏吗？为什么要那么拼？

陶勇：这是七八年前，在河南南阳“健康快车”基地的时候，当年的患者都是当地比较穷困的，好不容易有这样一次做手术机会，我就想能多做一台是一台，也能让更多的人复明。对于眼科手术来说，配合的好，一天上百台手术还是能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