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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独生子女的焦虑在父母生病那一刻被激活，李鑫的焦虑则来得更早一些。

1987年出生的李鑫是典型的“优等生”，考进清华大学前，他生活在安徽一座小城市，那时城市的核心区还没有清华校园一半大。“你在往金字塔上面走着，后面越来越远，家就在很远的地方。”

大二那年，他患上了1型糖尿病，需要终身注射胰岛素。母亲听到消息时，血压直接冲到200。李鑫觉得对不起父母，心想如果家里还有一个孩子就好了。“我内心觉得，他们应该有一个健康的‘备份’”。

父亲从安徽老家扛了一个小型电冰箱放到他的宿舍，母亲每天打电话关心他一日三餐和血糖值。李鑫能感受到父母的焦虑，做好健康管理成了这个三口之家最重要的事。

李鑫的一位90后朋友没有经历过父母大病，自己也身体健康，但微信朋友圈里不时出现众筹捐款的链接让她感到恐惧。她怕死，她也不讳言这一点。跟男友一起走路时，她总要走远离车道的一侧，然后半开玩笑地对男友说：“你家有两个孩子，如果你被车撞了，你爸妈还有你姐。可是如果我没了，我爸妈什么都没了。”

这位90后独生女想努力赚钱，将来接父母到身边生活。母亲为了减轻她的心理压力，嘲笑她“带着父母一起生活是落后的小农思想”。

“我们这代人注定是要住养老院的。”母亲显得时髦而坦然。但如果女儿太久没回家，她也会“扮可怜”向女儿撒娇，说自己这里不得劲，那里也不舒服，提醒她抽空回趟家。

为了弥补陪不了父母的缺憾，她去外地出差时，总要给父母寄一些当地特产，父母收到女儿快递的次数比见真人的次数频繁得多。

“第一代独生子女已成年，许多人的父母不到50岁就进入空巢期，他们平均要度过长达25年左右的空巢期。”风笑天表示。

去年，全国政协委员、南通大学校长施卫东呼吁，国家应出台独生子女护理假政策。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河南、福建、广西、海南等10余省份出台了“独生子女护理假”相关规定，假期时间在10-20天不等。

在施卫东看来，独生子女家庭曾经为国家人口政策的顺利实施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推行独生子女护理假政策，体现了我国政府对独生子女家庭的承诺和担当，也是对独生子女父母作出贡献的一种补偿。

陈扬还记得双方父母的几次见面，总是会提到将来要住养老院，花自己的退休金，对于孩子“只给爱不给负担”。

她内心不能接受父母在养老院度过晚年，但如果养老院条件非常好，父母在那里很享受的情况下，她也会同意。

有关老年保障以及家庭养老的研究文献中，常见的一条结论是，家庭养老依然是中国社会养老的主要形式，但是这种形式已经面临严峻挑战。只有一个孩子的现实，不仅常常导致独生子女父母更早地步入并且更长时间地经历着“空巢”的生活，且独生子女家庭不具备中国家庭养老模式所具有的客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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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到大，李鑫有个习惯没有变，和父母在一起时几乎不做家务。一旦离开父母，他又变得非常独立，房间、衣物弄得干净整齐。“但有爸妈的时候就完全看不到任何活儿了。”

学者冯文在与独生子女父母访谈时，对方告诉她，自己小时候不能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因为他们必须与兄弟姐妹争夺父母的青睐。独生子女身份有免于做家务的更大自由，可能与父母宠溺自己的信念相关。

作为独生子，李鑫从小便参与家庭事务，尽管他“只有参与权、建议权但没有决策权”。小学5年级时，家里改善住房，父母会告诉他，房子多少钱，装修要花多少钱。父母的收入和家庭存款他都一清二楚。

从大学三年级开始，李鑫觉得父母的视野和经历已经不再能支撑自己的选择。接触了师兄、导师、一起踢球的校友、那些“高层次的人”，他的价值观和事业心在改变，“离斯坦福很近，离家乡很远了。”

他在家中的地位也向“拥有决策权”转变。面对职业选择时，李鑫决定离开国企去创业公司，尽管父母“心里有一万个不同意”，认为“铁饭碗”更重要，但没能拦住他。

在他看来，父母在小地方生活几十年的经验已经无法给孩子提供建议，自己早已不是听从父母安排去上兴趣班的孩子了。

现今，父母的积蓄在他眼中已显得微薄，他帮父母做了理财规划。他成了父母认知生长的窗口。上大学之前，李鑫父母对北京没有太大的概念。他相信通过自己，父母对于清华或者对北京的熟悉程度，肯定会远远超过他身边的人。

李鑫羡慕多子女家庭孩子陪伴着长大的经历，但他又有很多“超出世界观”的困惑。比如他搞不懂，为什么父辈的兄弟姐妹间会因很少一点钱吵得撕破脸，但遇到家里的大事又会团结一致。

“我觉得我们很少会为这点东西去撕破脸，尤其是亲情。”他不知道这是否与成长在多子女家庭的经历和环境有关。“不仅是农村地区，城市里争房产这些事情少吗？”

在这点上，他觉得自己可能属于“孤立在中间的角色”。既看不懂父辈之间的争夺，更不想看到自己孩子有类似的行为。

母亲生病后，陈扬观察到，母亲对亲姐妹的信任和依赖值有时远高于自己。她向母亲解释很多次“化疗前的这个药是提升免疫力、保护细胞的”，母亲没有听进去。但是姨妈只给她讲了一次，母亲不仅听得特别仔细，还对陈扬进行“扫盲”。

“那就是姐妹俩，你知道吗？那是特别强大、坚不可摧的感情。”陈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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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的平均家庭户规模从1953年的4.33人缩减为2011年的3.03人，人口自然增长率由20世纪50年代的20‰以上降至2011年的4.79‰。

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施行，持续多年的“独生子女时代”宣告终止。

在李鑫看来，社会老龄化太快了，“我觉得有责任和有义务，至少要两个孩子”。

早在四五年前，蔡冉冉的母亲便建议她趁早“生二胎”。母亲提出，如果第二个孩子出生，自己可以在55岁退休，继续帮她带孩子。蔡冉冉和丈夫同意了，但是二孩迟迟没有到来。

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间总有差别。数据显示，二孩政策并没有扭转新生儿“跌跌不休”的局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2019年全国出生人口比2018年减少58万，这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出生人口连续3年下降。

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双独夫妇”的二胎生育意愿大约只在30%-40%。

“我现在一心在工作上，就为了将来能有条件让我女儿在竞争中有优势。”蔡冉冉说，和自己同层次的大学同学都在铆足劲工作，她们达成的一致看法是，“自己这个层次的人”的孩子将来才是激烈竞争中的主力军——太次的没资格，太好的有“金汤匙”。

蔡冉冉的女儿在一所公立幼儿园，每月1000元。女儿现在读的“幼升小衔接班”和兴趣班每月要8000多元。她看中的一所私立小学，“入门费”要30万元。二孩对她来说越来越不那么重要了，更像是名利双收后的“锦上添花”。

陈扬在寻医问药和照顾母亲时感到了孤独。“如果不考虑养孩子的成本，我愿意再生10个”。但现下考虑抚养孩子的物质成本和付出的心力，她觉得只有一个孩子就够了。

很多独生子长大后才知道自己这代独生子女的“出厂设置”是“国家设定的现代化先锋”。有人说，希望能实现父母的培养心愿——“做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但也希望能担起对家庭的责任。

“先是眼前的苟且，才有诗和远方。”这是母亲生病后，陈扬认可的另一个新观点。

（应采访对象要求，陈扬和蔡冉冉为化名。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李雅娟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