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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总理后 澳战略迷茫还会影响中澳关系吗

2018-09-08 来源/澎湃新闻 編輯/charlene.chen

来源:澎湃新闻

斯科特·莫里森(左)与马尔科姆·特恩布尔。(澎湃新闻图片)

8月24日,澳大利亚政坛再遭“地震”,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在党内投票中败北,不得不辞职,原国库部长莫里森成为新总理。

澳大利亚总理的一个任期为3年,过去10年中澳大利亚已换掉5名总理,且没有一人完成3年的任期。作为雄心勃勃的中等强国,澳大利亚政局频繁变更,对该国的政策延续性带来消极影响。特别是在对外战略方面,澳大利亚的迷茫感越来越强,而在这其中,中澳关系在澳大利亚总理走马灯的更替中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特恩布尔打烂对华好牌

2015年9月14日,特恩布尔取代阿博特成为澳大利亚总理。上台之初,特恩布尔被给予厚望,一方面,他本人在政坛打拼多年,风格成熟稳健,口碑颇佳;另一方面,当时正是澳大利亚国内对外政策大讨论热潮之际,阿博特对美国跟随、对日本献媚等举动遭到党内外人士及民众质疑。特恩布尔则强调要均衡发展与其他大国间的关系,对于当时躁动的澳大利亚政坛无疑有着稳定剂的作用。不过,这种稳定并没有持续太长。从他的对华政策来讲,经历了高开低走、波折不断的时期。

因特恩布尔有个中国儿媳,曾被认为将成为对华的“友好派”。起初,特恩布尔确实对中澳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在达尔文港租赁给中国公司的问题上,顶住来自美国的压力,尊重了地方政府和企业与中国加强经贸关系的愿望。同时,特恩布尔还大力支持澳大利亚的北部开发,希望将其建成对接西太平洋尤其是中国的经济桥头堡。此外,特恩布尔政府还多次向日渐紧张的中美两国传递信号,希望在两大强国间充当调节者,这种左右逢源的政策既符合澳大利亚现实战略境况,也避免了在中美间进行非此即彼的抉择困境。

但是,这样的局面持续时间并不长,澳国内防范甚至敌视中国的势力始终没有消退,特恩布尔也发生急剧转向,不仅在南海问题上同美国、日本等保持一致,还任由国内越演越烈的针对中国的怀疑气氛肆意蔓延。2017年6月,特恩布尔在香格里拉论坛开幕晚宴上发表了主旨演讲,发言约30分钟,话里有话都是指向中国。他反复强调“规则”一词,总共出现了12次,还“委婉”地“劝诫”中国,“我们希望看到中国以加强地区秩序、造福我们全体的方式来实现领导角色。”而在澳国内,所谓的“中国间谍案”、中国干涉澳内政等话题屡屡成为媒体热点。更滑稽的是,今年特恩布尔还用中文表示“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成为诸多反华闹剧中的一幕。

澳大利亚的一些人不能客观看待中国的快速发展,甚至视中国发展为威胁而非机遇,他们的这些言行对中澳两国相互认知产生了负面影响。尽管在下台之前,特恩布尔突然又开始大谈中澳经济合作互惠,但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都难以迅速修复中澳两国关系遭受的损伤。

不确定感与对外政策

与频繁更换总理相伴的,是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摇摆不定。追根溯源,在于澳大利亚对当前国际政治走势怀有强烈“不确定感”,因而在制定外交战略时缺乏清晰稳定的路线图。

“不确定感”首先来自于对战略环境的不确定性,最关键就是对中美力量对比变化、地区战略格局变动等的忧虑。澳虽也试图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但出于同盟义务、意识形态站队等因素,又不断扮演对华围堵的前锋角色,内心又担心做出了错误的战略抉择,在中美冲突中遭受附带伤害,因而始终面临“选择困境”。

其次,澳对美澳关系中的不确定性深感忧虑。特朗普上任后,澳大利亚始终游离在美国战略聚焦点外。特朗普和特恩布尔原定1小时的通话,只谈了25分钟就不欢而散,还要否定之前美澳达成的难民协议,对澳施压贸易战威胁。美国还将原已任命的驻澳大使哈里斯改任驻韩大使,导致这一职位在澳大利亚空缺了近2年,这些都让澳大利亚惶恐不安。学者休·怀特曾指出,“澳大利亚有一种危机感,那就是即便在有盟友承诺保障其安全的情况下,澳大利亚人依然担心在关键时刻会被盟友抛弃”。

最后是对国际意识形态博弈不确定性的忧虑。澳大利亚对自身意识形态地位十分看重,自诩为西方阵营的典范和先锋。现在,中国发展正在获得更广泛认同,美国领导地位和影响相对衰退,伊斯兰极端主义及其伴生的恐怖主义如幽灵般游荡,国内保守势力的影响愈加强大……这都反映了新力量、新趋势对旧体制、旧思想的冲击,加剧了曾经抱有优越感的澳大利亚的不安。

中澳关系如何发展?

中澳两国关系近年来经历了一些坎坷。从两国经贸来看,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国。中国的市场、投资对澳大利亚经济有着重要推动作用。澳内部很多人也希望抓住中国发展的机遇,带动澳国内经济发展。不过,与经济热相反的,是两国在外交与安全领域的摩擦持续加剧。如今,澳大利亚国内围绕究竟该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争议不休。新任总理莫里森已走马上任,将对中澳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当前,澳大利亚在战略上下的最大赌注就是要与美国等共同建立所谓的“印-太”格局。在澳大利亚看来,它是最天然的这一格局参与者,也是新格局最重要推手之一。尽管澳大利亚知道特朗普提出的这一战略是高风险的战略进攻态势,但是依然视之为提升国际影响、增强国家地位的机遇。今后,澳大利亚是否会在这一战略上跟着特朗普的“指挥棒”走,尤其是在地区安全问题、南海问题上继续追随美国,是观察今后中澳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

再来看新总理莫里森,他一向是以保守著称,在对待移民、难民、中国投资等问题上表达出鲜明的强硬立场。在担任前总理阿博特的移民部长时,他曾试图迫使驶向澳大利亚的难民船另寻他路,还警告那些试图进入澳大利亚的移民。在对华问题上,莫里森也有两张面孔。担任国库部长时,他曾积极评价中澳贸易、中方在澳投资等,但也在2016年曾以国家利益为由否决了中方收购澳大利亚公司的交易。就在成为总理前不久,他刚刚作为代任内政部长,宣布禁止中国公司华为和中兴为澳大利亚规划中的5G移动网络供应设备,理由之一就是国家安全考虑。回想当年说中文的陆克文以及特恩布尔,都曾被认为或能对华采取友善立场。事实证明,国家间关系不能以个人情感来贸然定性。莫里森未来在中澳关系上会展露他哪张面孔,我们拭目以待。

澳大利亚近年来向中国的发难,既是标榜西方阵营身份的需要,也是试图借此增强在两国关系上的影响力。在承认中澳关系中存在不可回避的负面因素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两国全方位合作的空间依然有良好前景。中澳关系即便缺乏炽热的温度,也不会轻易跌入寒冰的深谷。从最务实的角度出发,澳大利亚绝不应该让自己被挡在“中国机遇”的门外。特别是对澳大利亚来讲,一味追随美国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并不会真正得到符合本国利益的结果。对中国来讲,未必不能承受失去一个澳大利亚的代价,但对澳大利亚来讲,难道真的愿意单纯成为其他强国“马前卒”,独自承受“失去中国”的代价吗?

(作者系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副教授 胡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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